摘要：宗喀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创立了西藏宗教主要派别---格鲁派。15世纪初叶，经宗喀巴“宗教改革”后，格鲁派成为了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格鲁派的两位统治者达赖、班禅的活佛转世系统建立，并取得清中...
宗喀巴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创立了西藏宗教主要派别---格鲁派。
15世纪初叶，经宗喀巴“宗教改革”后，格鲁派成为了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
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格鲁派的两位统治者达赖、班禅的活佛转世系统建立，并取得清中央政府的册封。
俗话说一山容不了二虎，但活佛转世在藏派佛教中却出现了达赖、班禅两大各不相同的派系。
那么，达赖”与“班禅”会有怎样的关系？二者又分不分伯仲呢？
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先后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规教法和师徒传承关系。
又历经两世纪，藏传佛教第五大教派——格鲁派终以诞生。
创始人宗喀巴素来提倡以戒律范行，以教义治心，使僧俗人等同皈佛门。
在其深邃的思想以及出色的个人能力下，格鲁派也日益昌盛。
而这一后起之秀，也对藏传佛教和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时候，格鲁派后来居上，直接成为了藏传佛教的主宰。甚至，还得到了帝王的赞赏。
永乐大帝封宗喀巴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皇帝封其弟子为大慈法王，此后历代皇帝也都通过册封加强与西藏的联系，逐步实现全面控制。
因宗喀巴主张禁欲，继承人便只能是从弟子当中选。
在众多弟子之中，第二弟子克珠杰和拜师最晚的关门弟子根敦朱巴接受了噶举派的转世制度。
而这两位宗喀巴的传承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正是达赖和班禅转世的始祖。
随后的清政府时期，蒙古政权册封达赖和班禅为活佛。
不过当时蒙古政权还只是游离于清政府之外同时又对西藏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权。
直到后来，清政府完全接管西藏后，也沿用这两个活佛系统，以更权威的权利册封了后世的达赖和班禅。
前文所述，藏传佛教分了五大派系，而每个派系的领袖都被尊为“活佛”。
处于至尊领导地位的，只有格鲁派两位活佛：达赖和班禅。
1578年，第一位达赖诞生，叫索南嘉措，被称为“三世达赖”（前两世是后续追认的）。
索南加措的最大成就就是把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到蒙古。
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与索南加措会见，索南加措成功说服俺答汗皈依佛门。
临走时，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一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这一名号代表的是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取得最高成就、超凡入圣的，学识如同大海一样渊博的上师。
有了认证，达赖喇嘛的发展进入巅峰时期，在班禅出现前，达赖一直是西藏地位最高的活佛。
跨越一世纪后的1641年，第一位班禅才刚刚诞生。
他叫做“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为“四世班禅。
罗桑却吉坚赞终生为寺院建设奉献，备受格鲁派内部敬仰尊重，为班禅系统奠定了良好基础。
其后的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被康熙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珍宝”。“班禅额尔德尼”遂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同年，朝廷还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即班禅额尔德尼的待遇按照达赖喇嘛的标准执行，也就是说二者地位相当。
这意味着班禅和达赖这两大格鲁派活佛系统最终皆受到同等的册封，地位也开始不分伯仲。
至此以后，班禅与达赖的后世，贯穿了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达赖先行带领格鲁派前进，但班禅与达赖均为同一派系、同一祖师宗喀巴门下流传的学生，皆为师兄弟的关系。
甚至后世达赖、班禅开始互为师徒，关系亲密，其中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和谐共生，贯穿了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历程。
互相师生般相互扶持，与西藏民族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藏传佛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过尽管如此，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温和，甚至也曾在一些矛盾冲突中几度破裂。
其中达赖班禅师徒关系的彻底破裂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间。
入清以后，达赖、班禅仍由中央政府册封，两大系统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相安无事。
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
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活佛系统和班禅活佛系统的名号及其地位。
而且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步确立了以达赖系统为主导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1751年，乾隆正式将西藏政教大权授予七世达赖噶桑嘉措，影响深远的驻藏大臣制度和噶厦政权体系确立。
乾隆确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也正式成为此后处理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纲领性文件，里面以法律形式强调了驻藏大臣、达赖和班禅三者平等。
到了1793年，清廷再次修改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开头便是：“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官方再次确定达赖与班禅的对等地位，指明他们同为“布鲁派教主”，“互为师弟”。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达赖、班禅确实都是这般相处融洽，又都拥护中央政府，共同维护着西南边疆稳定。
然而，风云诡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西藏地方处在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中央政府、达赖、班禅等几方面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种种原因，达赖、班禅及其系统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处于对抗、对立状态。
这之中，具体又是怎样的难以言喻呢？
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败和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侵略的不断加深，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日益加剧，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入侵西藏。
尽管，当时清政府不但对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未能给予有力的支持与援助，反而一味地采取高压政策，致使西藏地方权益受损。
但是，西藏僧俗人民始终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这种突破底线的侵略。
清光绪五年，由掌办商上事务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领衔，向驻藏大臣松淮上了一道“公禀”，要求转呈清政府，坚决反对英人前来西藏“通商贸易”，更不准“来藏游历”。
清光绪六年，英人冒险进到西康巴塘地方，遭到藏中僧俗人民的拦阻，英人见情势确实严重，才暂时放弃入藏打算，改道云南入印度，另谋入藏的道路。
1885年，英人所派印度民政厅吏员科尔曼·马可伦得到本国政府许可，并取得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旅行护照，欲游拉萨，拟到西藏考察矿脉。
但此举遭到西藏地方僧俗的极力反对，西藏地方“有宁以干戈相见而不辞之势”，于是清政府才取消总理衙门所给之旅行护照。
为了更加有效抵御英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全西藏的权益，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出马，开始向沙俄寻求帮助。
而在这种形势下，英帝国主义开始加大对九世班禅拉拢的力度，为其入藏疏通。
至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断对两大活佛进行诱骗、挑拨，使两大活佛之间产生矛盾并迅速激化而导致失和。
从而，也导致西藏僧俗上层态度出现分歧，与清朝中央政府、驻藏官员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10年，川军入藏。
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发生矛盾，再加上川军进藏途中扰乱西藏地方民众，这使达赖喇嘛认为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于是，便匆匆逃离拉萨，前往印度流亡。
其后，受辛亥革命的影响，驻藏川军内部发生内讧，进而引起动乱，不仅使驻藏川军之间相互征伐，还殃及当地藏族民众，激起西藏地方民众的不满甚至反抗。
1912年6月，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组织藏军驱逐前清驻藏人员和川军，在西藏实行“新政”。
为了推动“新政”中有关筹措巨额的军费开支事项，1913年初，西藏噶厦政府给札什伦布寺札萨下达令书，要求后藏地区承担清末两次抗英战争及民国初年驱逐清军所耗军费的四分之一，合计108万克青稞，并支付噶厦官员往来后藏的民佚骡马差役费用。
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定制，同时也远远超出了后藏的支付能力。
为此，九世班禅多次请求达赖及噶厦减免，但一直未能如愿。
1923年冬，按照噶厦政府的要求，札什伦布寺派员前往拉萨协商解决缴税问题，但噶厦扣押了札什伦布寺的代表。
十三师达赖实行的新政得以推动，九世班禅认为已无法在两藏立足，同时为了自身的安全，计划出走内地。
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成为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公开对立，两大活佛系统间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宫圆寂。同月20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呈报了这一噩耗。
之后，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同时，按宗教仪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噶厦政府要向班禅报告有关事宜，由班禅主持集合僧众诵经超度。
于是，噶厦政府通过驻京办事处电告班禅大师：“大慈悲堪青达赖佛座，十七日傍晚圆寂，照例供养，已由贵代表安钦喇嘛呈递，尚请修法，祈祷佛身早日转世，圆满本愿等语，来电转达。”
当远在内蒙宣化的九世班禅得知十三世达赖病逝后，故饬所有各喇嘛，即日为达赖佛虔诚诵经”，又“饬行辕堪布以至卫士，停止娱乐七日，一律素袍摘顶，以志哀悼。
与此同时，九世班禅与国民政府一道，“通令各地，隆典祭悼，以彰殊动”，并“扶病撰祈祷达佛慧觉早临藏文赞一卷，交秘书厅缮发各寺，以资虔诵祈祷”。
班禅大师在内蒙驻锡地百灵庙亲率蒙古僧侣，用黄布包裹楼阁金顶，不用法器，诵经七日，以志哀忱。
又命令班禅会议厅派员分往蒙古、青海、西康、西藏、宁夏、五台山等地有关寺院，令僧众诵经追荐；拨供养金十万元，“以维藏局，而慰众生”。
九世班禅电告西藏驻京办事处贡觉仲尼、阿旺坚赞两代表，“陈述请追荐情形，加以慰问唁”。又电令安钦呼图克图为班禅致祭达赖代表，并向三大寺布施诵经超度。
可以说，九世班禅大师在追悼十三世达赖喇嘛过程中，不仅按照宗教仪轨，主持诵经追荐，著书哀悼，还上呈中央从优追封达赖大师，协调达赖追悼大会的各项事宜。
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了九世班禅大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充斥着情谊。
这背后，是因为两位在晚年时期，出于个人情感和改善汉藏关系的需要，双方开始以大局为重，努力修补关系。
十三世达赖主动邀请九世班禅返回西藏，同时恢复班禅在藏的地位和职权。
九世班禅则选择放下与噶厦政府的成见，还指导他们找到了灵童。
如此，又延续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世代情谊。
达拉系统要早于班禅形成，但两者的地位在官方上平起平坐。
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下波折，从扶持的师徒，到分崩离析的失和，最后又重新修复了情谊。
现今，二者已经成为我国团结西藏民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稳定边疆局势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柏萍.再探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矛盾成因[J].青海民族研究
2.王晓新.浅析宗喀巴大师及其与格鲁派的创建[J].青年文学家
3.星全成.历史上达赖与班禅两大系统矛盾成因探幽[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田海鹰.近代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失和述略[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李双，泽仁翁姆.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晚年关系的改善及影响[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