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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方志，博学多识

少年时毛泽东就爱读两部史学著作。这两部文化巨著令他心向往之。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写了纵贯1400年的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一部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它叙述了神州大地的古今人文地理。

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资治通鉴》，据称读了有17遍。毛泽东也读《读史方舆纪要》，他读了多遍《纪要》，了无倦意。据说50年代初期，毛泽东视察南方，来到上海，听说上海图书馆保存有一部顾祖禹手稿，非常感兴趣，还特地调阅。

后来参加革命了之后，他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

1929年，他在红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南时期，在长汀读《汀州府志》，在龙岩读《龙岩县志》；

1930年，在红军占领江西兴国后，即从图书馆找来了《兴国县志》；

1933年，当瞿秋白职掌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时，从瑞金图书馆寻到一部清版《瑞金县志》，虽然缺了一册，但奇货可居，仍让他感到莫大的兴趣，取来仔细阅读。

到了长征路上，毛泽东还是要读各地方志。在长征路上每下一城，他都让身边的人去找一找当地方志。一路上坎坷征战，许多东西都丢掉了，只有《三国》和《水浒》还在，再就是沿途的方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地成功的人，正是因为广泛阅读各地方志，才有了日后无数次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考校他人，风趣幽默

因为博学多识，毛主席总是喜欢跟和自己谈话的人谈一谈地名文化。

他在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天外出散步，见到一座山就向老乡请教：“这座山叫什么山？”“为什么叫抱犊山呢？”在安徽安庆问讯：“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到东北考察，就问“抚顺为什么叫‘抚顺’”。

除了好向他人求教，他还喜欢考校他人地名之事。

比如，1964年3月，河北水灾。灾后，毛泽东第四次视察河北，他问衡水地委书记：“衡水是历来遭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叫衡水这名字吗？”地委书记答不上。毛泽东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之意，这是禹王之事，史书上有载。”

在这些故事里最出名的就是毛主席考校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了。

陶鲁茄

1958年3月，在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谈到引黄济汾水利工程时，突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

时年才四十一岁的陶鲁茄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干部，早年就读于江苏溧阳私立同济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今常州高级中学）、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后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

但是这样一个文化人也答不上来，不过别说他，就连已经读过当地方志的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也不如毛主席了解当地。

不过陶鲁茄这个人好问，他连忙向毛主席求教。毛主席告诉他：“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

“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我们综观历史地图，中国地名以至世界地名，很多是以人名充作地名的。比如古代中国有禹县、秦皇岛，现代有中山、志丹、靖宇；前苏联有列宁格勒、古比雪夫，美国有华盛顿；甚至街道也有命名，如长春斯大林大街、天津罗斯福路。

但是，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决定禁止用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据传有年晚秋，毛泽东和柳亚子乘坐轿车急驶在上海的中正路（后改名为延安路）上。柳亚子向毛泽东建议，将中正路改名为毛泽东路。

毛泽东笑道：“1949年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制定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等几个规定。我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时刻提醒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戒骄戒躁，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主席，更要模范地遵守党的规定呀！”毛泽东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为路名。

柳亚子

这件事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又再次提及，他当时就坚决表示，“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而在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申六点，其中之一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两次三番地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不得以现代人名为地名、街名。

中国共产党命名的地名中，除了死在革命道路上的烈士以外没有以人名命名的，即使已经故去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可以。

当然，邓小平小道除外，那是人民自发命名的，而且是他们的深切缅怀和美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