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忻州古称“新兴”“秀容”“肆州”，自古以来就是雁北呼包地区（辽以前塞外霸权的核心地带）与中原关中地区（元以前华夏帝国的核心地带）冲突的多发地。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塞外霸权与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相继东移，忻州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忻州古称“新兴”“秀容”“肆州”，自古以来就是雁北呼包地区（辽以前塞外霸权的核心地带）与中原关中地区（元以前华夏帝国的核心地带）冲突的多发地。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塞外霸权与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相继东移，忻州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也开始不断下降。
“忻州”为什么会叫“忻”
目前流传较广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魏土地记》中的“刘邦欣然而过”说，另一种是《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忻口”说。“欣然”说认为，刘邦因白登山突围彻底摆脱了匈奴而欣然高兴，故用当时与“欣”字同义的“忻”来命名。但问题就在于，刘邦是在公元前200年从白登山脱围，这一时期的忻府区一带仍归太原郡管理，甚至一度以“阳曲”（滹沱河拐弯处的阳面）为名。公元215年，曹操政权将雁北人民迁入滹沱河上游盆地（忻定盆地），还将很多原本位于雁北的郡县迁入，并以此为契机设置了“新兴郡”，管领那些侨置的县。南北朝时期，此地建制比较混乱，“新兴郡”先后被改为“晋昌郡”“肆卢郡”“肆州”，隋朝时又改回“新兴郡”，公元600年前后才改为“忻州”。也就是说，从刘邦的“欣然”开始，一直过了800年左右，“忻州”才正式出现，所以私以为“欣然”说顶多是古人的一种误解，经不起推敲。
《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谓的“忻口说”认为，因为忻州境内有一个忻口村，所以才会以“忻”命名，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可行的。事实上，在忻州附近还曾有一条叫做“忻水”的河流，忻口便是忻水汇入滹沱河的地方。以“水”为名在中国古代很常见，例如晋国得名的解释之一就是因为在曲沃一带曾有条叫“晋水”的河流；称水流交汇处为“口”也很常见，如近年来考古发掘获得重大成果的“江口沉银遗址”所在的“江口镇”就是因此得名。综上所述，将“忻口”二字理解为“忻水入滹沱河的交汇处”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忻水又是今天的哪条河流呢？从如今的河道来看，滹沱河的支流北云中河与《明史·地理志》里“忻州，北有滹沱河，又有忻水，一名肆卢川，自北流入焉”的说法较为吻合，而且忻口村就在北云中河入滹沱河的交汇处。如此推断，忻州之名很有可能不是因为“忻口”，而是因为“忻水”，先有“忻水”，再有“忻口”，最后有“忻州”。
今日“定襄县”的来历
今日的“定襄县”其实并不是最早被称为“定襄”的地方，它实际上是由汉代的“定襄郡”迁移安置而来的。所以，要想搞清楚今日“定襄”县名的由来，就必须回溯到汉代的“定襄郡”。
“定襄郡”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设立，当时它所管辖的区域是原赵国设置、秦朝沿用的“云中郡”东部，即今天内蒙古的和林格尔、清水河、卓资县、察哈尔右翼中旗以及山西右玉等地。“定襄郡”在设置之时，由于处于匈奴势力盘踞的河套地区东部，常年发生动乱，因此官府便取了这么一个“安定”（定）“辟地有德”（襄）的名字，以求此地能够平安。面对强悍的匈奴帝国，汉王朝用“定襄”二字命名这片处于云中郡与雁门郡之间的新设郡级地区，意味着他们要继承秦朝蒙恬执行的“开边”政策，将中原王朝的统治机制与经济体系建设拓展到河套地区。
公元215年，今日的“定襄县”开始被叫为“定襄”。当时，曹操主政的东汉王朝由于国家内战，无暇北顾，便战略性地放弃了桑干河以北的地盘，两汉经营多年的河套四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以及今大同市区、阳高、天镇所在的雁门郡北部均被“正式抛弃”，并且成为了鲜卑人的驻牧地。那么，原本土生土长在河套四郡和雁门郡北部的百姓又去了哪里呢？原来，由于持续的内乱，汉王室衰微，其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能力也直线下降，边疆游牧族群于是乘势而起，将部分边民吸收，还有一些则为躲避战乱南迁进入了滹沱河流域。公元215年，为了有效管理这批“移民”，朝廷决定成立“新兴郡”及其下属县份，原属“定襄郡”的百姓便在这一时期被安置到了新设置的“定襄县”。“定襄”之名，由此而来。
